星期四, 1月 18, 2007

人權教育實務探討

壹、 前言
在公立的學校,校園內發生的大部分活動都是從成人的視野,甚至是行政系統、管理層面來處理,經常是憑老師個人的人格特質,決定學生的權益。其實若在處理的過程沒有照顧到所謂的兒童人權,學生就難以學到自重,也較難發展尊重他人權益的行為。那麼,要讓學生知道自己的權利,甚至會幫助他人主張權利,使他們成為一個「自尊、尊人」,「追求社會正義」的公民,就需要學校教師有動機、有熱情的推動人權教育。教師們存在著一種William E.Doll(王紅宇,1999)提及的「在這裡沒有人擁有真理,而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被理解」的教育觀,身體力行起尊重每一個學生的發聲,更重要的是學生在遇到與自己人權相關事宜,能經獨立判斷思考力,產生捍衛自己與他人權利的行動。
根據我這些年推動人權教育工作觀察,發現對人權教育的認同感,受到教師個人和學校系統因素阻礙,因此,需要進一步思考以哪一種策略來引動教師主動學習人權教育知能,共同確認人權教育的價值,散發人權價值,擴散為一種「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被理解」的學校人權文化。僅就人權教育個人認同問題、學校系統和推動人權教育策略概述如下:

貳、 人權教育的個人認同問題
柏楊先生(2002)整理史籍發現「中華文化基因裡,一開始就缺乏人權思想從沒有人權素養。所謂的中華文化,不是以誠信、尊嚴、尊重為主軸,而是以政治或金錢為主軸,只有君權,沒有民權。」因此知道人權就如同外來種子一般,播灑在中華文化後期待它長出芽來,需要增加人權教育的時間,所需的計畫量也要增加,一時之間不易看到人權教育的效益。
目前教師們要進行人權教育,第一個會關心實施人權教育的複雜度而非人權教育的本身,因為,整個人權教育課程設計是以議題的形式融入到各個領域實施,教師在沒有內在需求與外在鼓勵條件下,一方面缺乏學習人權教育的意願,一方面缺乏課程時間去做。說真的,融入式人權教育非但直接挑戰教師的人權敏覺力與課程規劃能力,並且教師原已擔心推動人權教育會引發「破壞校園倫理與秩序」,「有許多的學生人權思想是迷思的,行為是偏差的。」基本上老師們不信任學生有理性思考能力;或擔心自己的作為易遭人質疑「學校制度與教師處事,假保護之實而侵犯學生之權」如此多重的焦慮,在在都影響著教師認同人權教育的價值。

參、 人權教育的學校系統阻礙
以往國內的教育政策,經常隨著教育部長的離職而改變學校教育的優先事項,使得學校教育的工作品質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害,學校教育發展缺乏穩定度。即便學校有共同願景,校長卻不得不清楚地了解教育部賦予的角色與責任,教育的價值會遇到令人沮喪的阻礙。這些過去的經驗,促使學校僅維持在最低限度的、被動的進行人權教育操作;包括有的校長個人對人權教育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或是有迷思的,或對人權教育的圖像是消極的;還有一個主要原因,目前學校也處在教育鬆綁、去中央化、教育權下放的教育改革發展歷程,看似校長有權來革新學校教育,做學校本位性的管理,其實相對的也增加了許多工作,需要處理大量的文件和工作超載,造成角色模糊的困惑。其他,諸如學校外部系統對於整體人權教育課程發展僅做有限投資,市面上少有人權概念的學習材料。至於教案的設計,僅靠歷年徵選人權教材教案,掛在網站上讓有意願的教師瀏覽,實際上,整體性改變學校系統的人權教育策略仍嫌不足。難怪教師們會有「人權定位模糊,實際的狀況發生時,無法確切處理」,「與現行政策管理及要求立即性成效的做法有衝突」,「理想與實踐有一些衝突」,「大環境中充滿著侵犯人權而不自知的狀況」,「教師尊嚴和管教放不下」(91.11高中種子教師回饋)的迴響,有舉棋不定的躊躇感。又處在大量的、新的教育革新倡導,衝擊著教師尊嚴和管教,更令教師困擾是否要將人權的普世價值,連結到學生的學習上,擔心無法得到學校系統的支持和鼓勵。

肆、 推動學校人權教育策略
對於國內推行人權教育的不利因素,絕非一時半刻可以獲得改善。至於,眼前推行人權教育策略,個人以為可以由校長入手,要求由行政管理者轉型為教學領導者、籌設有效能的教學核心團隊、鼓勵教師自主組織人權教育社群和積極累積教師人權教育知識等四方面積極來做。分述如下:
一、校長是人權教育的領導者。
校長若轉型成為一個人權教育的領導者,需要將關愛的眼神放在教室,甚至要有更多的時間來激勵教師教學。也許要多安排時間和老師們會面,以及協助教師做人權教育的發展,甚至可以由校長直接示範人權教學,提供人權知識。
二、籌設有效能的人權教學領導團隊。
這個團隊是有效能的、可以被要求的人權專業社群。不只是有效率的進行人權教育專業發展,更包含著檢視學校人權環境體質和人權文化為核心工作,對人權教育負有專業支持的道德責任。

三、鼓勵教師組織人權教育社群。
藉由教師自動組織社群,聚焦與擴散人權教諭知識,激發非主動性的外圍教師的人權教育動機、熱情、和創造力,一起加入專業討論和情感支持的行列。
四、累積教師人權知識,增加專業判斷力。
有些老師和校長也許已經發展了人權知識的專業判斷力,他們也許可以回應有些教師要求「告訴我們怎麼做!」,提共其他老師專業判斷經驗,幫助他們去處理人權事件,然後,再累積這些新的經驗,形成一個複雜的學習型網絡,將具體的人權教育經驗文件化,藉此來處理、解決校園內不斷發生的人權議題和改善學校的人權文化。

伍、結語
現今台灣已進入唐德剛先生說的:「一年千變」的全球化時代,面對飛奔而來的變化,如潮水般拍打著我們,如何自處於來不及累積經驗的時代,人們唯有思索著「我們要活的有尊嚴!」(柏楊,2002),而積極建立「人性尊嚴」價值。需要倚賴著一群有活力、有策略的人權教育工作者,在中華人權文化荒漠中,勤播種、守護著人權之木,協助它茁壯成林,成為確保「每一個人都能活得有尊嚴」!

參考書目
柏楊(2002)。我們要活的有尊嚴。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王秀津(2002)。「高中人權教育種子教師研習」課程實踐之省思。台北市:教育部人權教育資訊網。